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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28百分百中算法

2011-04-13 18:04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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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:世俗社会的伦理
 
程东峰
 
 
 
世俗社会是祛魅的社会,世俗社会是人们自己控制自己的社会,世俗社会是揖别愚昧告别崇高的社会,世俗社会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法治社会,世俗社会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社会。世俗社会的人们尊伦理、讲道德,不是惧怕无所不知的神的惩罚,也不是害怕死后下地狱,更不是为了名垂青史、流芳百世;世俗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尊伦理、讲道德,是因为他们基于共生共存的目的,为了追求人类共同的和谐而又幸福的生活,自觉地承担起各自的责任,在关心自己的同时关心他人,节约时间是为了延长生命,节约资源是为了他人能更多地享受资源,在主观利己的同时客观地为他人服务,在主观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客观地赚钱自利。世俗社会,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了,把为我和为他统一起来了。回过头来看,神学伦理的讲道德做善事,是期望人们死后升天成仙,到极乐世界去过神的生活,是迷信;信奉信仰伦理的人们,之所以尊伦理讲道德,无私奉献,视死如归,是为了实现他们宏大的夙愿,他们坚信凭个人主观努力可以做救世主。人类在告别神秘和崇高之后,我们清楚地看到,当今社会,世界多极化,经济全球化,政治民主化,科技高级化,价值多元化,生活世俗化,人们的伦理观念、道德意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在这经历了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,面临着社会结构的调整、价值观念的转变,一时间,物欲至上、及时行乐、英雄“贬值”甚嚣尘上,恐怖不断发生,自然灾害频仍,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,人们处于自我毁灭同自我拯救激烈较量的纷争之中。这是一个被一些学者称为上帝死了、人也死了、人类精神家园面临荒芜的时代。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不断、局部战乱不断、生存不安全的时代,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严酷地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无法乞怜于上帝,我们无法逃避苦难,我们不能动物般地消极等待;我们只能勇敢地承担起人类的责任,为自己负责,为他人负责,为社会负责,为国家负责,为人类负责,为未来负责,为世界负责,为宇宙负责。我们只能在责任实现中新生,不能在逃避责任中灭亡。因而,世俗社会的伦理只能是责任伦理。
 
 
我为什么要研究责任?为什么要阐述责任伦理?究其根本原因要追溯到那个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时代。当时,我作为一个高二的学生,亲历了那一段让人痛心疾首的岁月。文革刚开始时,凭着一股盲目的热情参加了那场运动:背语录,学社论,喊口号,上街游行,扫 “四旧”……,直到后来的抄家武斗时,才远离了那喧嚣的山区小县城,回到生我养我的偏僻山村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然而,农村也不安宁,批斗会一场接一场,对敌(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)斗争形式更为简单残酷:戴高帽子,打棍子,反绑了双手上吊……,一些经不住折磨的“阶级敌人”,只好“自绝于人民,自绝于党”,过早地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。当我面对这些情况时,我不得不思考,这些批斗是弄清思想触及灵魂呢?还是挟私报复、借刀杀人?谁对谁错?孰是孰非?谁对这些事负责?如果老是这样斗来斗去,老百姓怎么能安居乐业?国家又怎么能长治久安?久思不得其解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决定拨乱反正,全国首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,而后又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推行责任制,大大提高了生产力。但是,由于只是在经济领域和管理领域实行责任制,没有从思想上强化人们的责任意识,更没能从伦理上研究责任,没能使履行责任成为人们的道德自觉,因而,责任制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热情,没能持久地发挥作用,更没能让全国人民增强责任意识,反倒是助长了一些人的投机思想。于是乎,弄虚作假、杀鸡取卵、破坏环境、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出现了,物欲横流、及时行乐、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一时成为国人们的时尚,一部分知识青年信仰危机,孤独感、虚无意识随之出现。一段时间,中国人的责任心跌至低谷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?怎么解决这种状况?让我寝食难安。当时我没想要自己去研究责任,我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责任,希望国家政府重视责任,希望能有理论工作者研究责任。可是,由于我的势单力薄人微言轻,只有呼,没有应,如一颗石子投入大海,无声无息。没人听我的,也调动不了别人,只好自己赤膊上阵。于是我自己从头开始研究责任。
研究责任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研究,比如,法学角度,政治学角度,社会学角度。但我认为,尽责任应是人的自觉行为,负责任应是人的良心的核心,责任心应是人们对责任的自觉意识,于是我决定从伦理学的视角研究责任,法律责任、政治责任、社会责任,都应当以伦理责任为基础,伦理责任明确了,法律责任、政治责任、社会责任则迎刃而解。思想明确了,方向明确了,研究工作就可以顺利着手了。于是,查资料,阅读文献,与人探讨,反复思考,仔细推敲,终于悟出一些道理:责任是人的本质、人的灵魂,负责任,有责任心,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;我国之所以出现一些人责任心丢失,在社会实践中责任事故频频发生,主要是一些人的急功近利思想造成了社会上疯狂的短期行为;是学术上的浮浅复制导致人们的行为浮躁、思想浅薄;是思想上、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思想,使得一些部门和组织,只讲利害不讲是非,只管眼前不管长远,只在意自子头上帽子(保官、升官)、腰包里的票子(避免损失、只求发财)、社会上的号子(舆论导向、歌功颂德),从来不管,或是没有人找上门来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帽子、票子、号子时,就不会去主动管诸如社会正义的伸张、个别少数人的冤假错案纠正之类的问题,更不会去主动关心民生、民享、民有及老百姓的安全问题。归根结底是人们的责任意识出了问题,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担负起对人民应负的责任,没有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内涵,没有真正分清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的界线。责任制只停留在物质层面,责任制只追求单一的某一方面指标,这就给一些人以借口实现某一方面责任之名,行破坏他方面(比如长远的责任、他者的责任)责任之实的不负责任的行为;更给一些人推卸责任、投机取巧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当责任还没有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良知时,表里不一、口是心非、言行不一的情况便不可避免。这是伦理精神缺失的典型状态。一个有责任心而又负责任的人,是不会仅为个人眼前的小利,而损害自己、损害他人和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的;一个有责任心而又负责任的人,是不会凡事不问是非只讲利害的,更不会借“自由”之“机”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。因为一个自由的人,是要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任的。一些人之所以做出一些看似有理,实则非常荒唐的事来,主要是在他做这些荒唐事情的时候,没想到要对这些事负责,以至于责任找上门来要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时,才知道自己终究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,但木已成舟,后悔莫及。
在对责任的思考和研究中,我深深感到,国人之所以责任意识不强,是因为我国法制还不够健全完善;人们之所以敢于逃避责任、践踏责任,是因为他们缺乏平等意识,是因为他们民主意识的缺失。责任是和法制联系在一起的,法制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,民主必须以平等、自由为前提。行为不自由的人可以不负责任,没有平等意识的人不可能正确地对待责任。对自己行为负责只存在于法治的民主社会之中,传统的或专制的社会,人们是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,因为人们可以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幌子,亦可以打着“清理门户”的招牌,还可以借口“惩罚阶级人”,任意置他人(异己者)于死地而不受惩罚,在民主的法制社会中则不可能。所以,中国有一句成语叫: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词?”在法制的民主社会里,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里,希望不要出现随意加以罪名,任意惩罚无辜的事出现。于是,我从头开始,从伦理学的视角研究责任,以期给法制社会平添一份责任心。
 
1990年10月,我的第一篇关于责任研究的论文发表了,大大地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。但我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伦理学知识贫乏,理论根底肤浅,急于想找一位名师指导。于是,我给当时我国唯一的一个伦理学博士生导师罗国杰教授写了一封信,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导。天随人愿,我很快就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回信,罗国杰教授愿意接纳我为他的国内访问学者。于是,在1991年那个寒冷的春天,我负藉北上,投在时任全国伦理学会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罗国杰教授门下,研修伦理学。在一学期的时间里,我在罗国杰、宋希仁等老师的指导下,我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,《责任论》一书就是我在这个时期研修的成果。《责任论》公开出版后,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。可惜,我没能继续深究,没能穷追不舍。人的惰性,让我驻足不前,白白浪费了五年时间。由于担任了学校的一点行政管理工作,整天忙于“迎来送往、陪会坐班”之类的公务,满足于的“公费乘车、公款吃喝”的生活,不要说将责任研究丢之脑后,就是个人人生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鲜有建树。现在想起来,大部分时间用于跑龙套实在是一种生命的浪费。多亏了学校升格,皖西学院组建后,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,学校的发展让我这个容易满足的人,忽然感到无路可走了。苦闷,彷徨,甚至消极沉沦。然而,生存问题,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使命感,不允许我彷徨,不允许我退缩。于是在大家尽享升本欢乐的时候,我找了一个当时最不被人看好的冷板凳坐下,冷静思考之后,重新拣起丢失了五年之久的责任。不知道是责任拯救了我,还是我成就了责任,责任研究终于让我在新千年获得了新生。新世纪以来,我拓宽了研究视野,从新的视角转入了青少年责任意识形成研究和责任伦理研究。青少年责任意识形成研究,让我认识到,提高公民责任意识要从小抓起;责任伦理研究,为我找到了一片急待开垦的广阔无垠的处女地。青少年责任意识形成研究应是责任伦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 
 
责任伦理在我国还比较陌生,但在西方它已经形成规模,影响甚大。自1919年马克斯.韦伯在《以政治为业》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起,到1979年德裔美籍著名哲学家约纳斯《责任原理》一书出版(是书获1987年德国图书业和平大奖),再到2001年底在法国里尔召开的“第一届全球公民大会”上通过《人类责任宪章》,短短的80年时间,西方责任伦理研究的发展之快,影响之大,实属罕见。可是,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责任伦理,在我国却鲜为人注意。2002年在上海出版的《伦理学大辞典》上,既没有“责任”条目,也没有关于“责任伦理”的只言片语的介绍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    这样看来,我的责任伦理研究好像是凭空而至,实则不然。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有她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渊源。前文已说,我的责任研究的现实渊源,一是十年文革的沉痛教训,二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普遍推开的责任制,三是现实社会中各行业各层次各领域人们对责任的呼唤。我的责任研究的理论渊源,一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,我国古代先哲最讲尽伦尽职,中国是一个以责任为本位的国家;二是来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(伦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视角)责任的研究,比如,法律责任的研究,政治责任的研究,社会责任的研究;三是来自西方责任伦理研究的思想成果,以及我国学者对马克斯.韦伯、约纳斯等人的西方责任伦理学的介绍,对我影响很大,更何况我国学者还曾参与了《人类责任宪章》的讨论。这一切都对我的研究有重要帮助。我等“凡人”是不可能“坐在房子里”悟出一个新理论来的。当然,我的责任研究既不是我国农村“联产计酬责任制”的经验总结,也不是对“西方责任伦理”的客观介绍,我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,为中国责任伦理新体系的构建作些前期探索工作。
我个人认为,责任伦理是揖别蒙昧、告别崇高,人类来到世俗化社会的伦理。世俗化的社会,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天上回到人间,也就是说,世俗化社会是人们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。世俗社会人们的伦理动力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,不是追求来生来世的宗教,也不是实现人类宏大理想的信仰,世俗社会的责任伦理的推动力,只能是民主的自由的互相尊重的共生共存。所以我构想的责任伦理以共生共存为第一原则,这个共生共存不仅仅是不同个体人之间的共生共存,而且是不同群体人之间的共生共存,不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共生共存,而且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共生共存,不仅仅是全人类的共生共存,而且是人类与植物界、动物界、自然界的共生共存。为什么共生共存可以作为世俗社会责任伦理的动力呢?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“求生存”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第一需求,第一需要也是第一动力。要求生存,且幸福地生存,就不能只顾自己,只顾眼前。社会是互相联系的,在当代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,世界一体化,经济全球化,任何人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存,人类更不可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。因而,当代社会的伦理现实就是因为关心我以及我的家人的生存,就不得不关心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生存运转状况,因为害怕“城门失火,殃及鱼池”,所以在关心自家安全的同时关心他人的安全。这就是共生共存可以作为责任伦理的动力的原因。我还认为,在人与动物界、植物界、自然界共生共存的同时,应当以人为本,人仍然是万事万物的灵魂,只不过人要平等地、民主地、文明地对待它们(动物、植物、自然),而不是人类专制地、霸道地、野蛮地对待它们。人类与万物共生共存的世界也要发展,但是这种发展要努力克服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的丛林法则,更要根绝为争夺利益而大肆“杀戮”的战争,代之以平等协商的“和谐发展”原则。和谐发展的动力是什么?循规律、守法纪、尊人伦的 “竞争协作”是和谐发展的动力。 “竞争”同“战争”的本质的区别是: “竞争”循规律、守法纪,以竞技比赛为手段,以共同提高为目的,是和谐、有序、文明的争取;而 “战争”则是以杀戮为手段,以消灭对方(至少是赶跑对方)为目的的武力争夺。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,而竞争的结果是此起彼伏的交替上升,共同发展,整体提高。战争是野蛮的,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文明;竞争是文明的,它的目的是促使世界进入和谐的高度文明的社会。
 
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,我就研究责任,花开花落,寒来暑往,20多个年头过去了,责任一直像幽灵一样纠缠着我,挥之不去,思之不绝。责任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部分。我研究责任的根本目的是希望人们重视自己应承担的个人责任、公民责任、社会责任,共同担负起人类和平进步的使命,努力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。我对责任伦理的研究思考,集中反映在近期出版的《责任伦理导论》一书中。本以为,书,出了,出了。但是,就像一位母亲,儿子生出来了,上学了,工作了,自立门户了,应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。可是,儿子,到什么时候都是自己的儿子,牵挂、担心、期望,什么时候都放不下心来。同理,一位作者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。你的观点,你的阐释,你的推理,有没有道理?对读者有没有帮助?我既担心谬种流传贻误青年,又担心语焉不详让人产生误解。书是我写的,能否获得大多数读者的认同,能否给读者以些许帮助?能否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略尽绵薄之力?这些都是我时时关注,常常郁积在心的问题。为了能使我心稍安,有时,我又拿起我的书翻读,翻读时有时满意,有时不满意。在翻读我自己的拙作的同时,也拜读先哲和时贤的大作,以期对照验证,总希望能从先哲和时贤的著作中得到启发,找到自信。当然,在 “读”和“思”的双重检验过程中,有时候有自信,且踌躇满志;但也有时候,为自己的表述不清、开掘不深而汗颜。踌躇满志也好,汗颜也好,都得承担责任。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,经历不同,知识结构不同,价值观不同,有可能我以为是是的地方,别人以为非,我以为是非的地方,别人以为是是。这种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究竟如何?我期待着读者和专家的批评,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研究责任,让我国的责任伦理研究在全球学术界有一席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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